王鑫英

你知道吗,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世界急救日(World First Aid Day)”。这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2000年创立的,目的是借此引起公众对急救的关注、了解急救如何能在日常和危急情况下挽救生命。

说到急救,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了吧。

那么,心肺复苏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我们就从现代心肺复苏之父——彼得•萨法尔(Peter Safar)——说起吧。

假装生病的“逃兵”
1924年4月24日,萨法尔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说来萨法尔也算出生于医学世家吧:爷爷是个非常成功的医学出版商,父亲是眼科医生,母亲是儿科医生[1]。

受父母影响,萨法尔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医生。然而,他的从医之路走得并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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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Safar

1938年,纳粹德国占领了奥地利。因为萨法尔的母亲有犹太血统,即所谓的“非雅利安人”,所以,萨法尔一家人都受到了牵连。父母双双被医院解雇了,萨法尔在18岁那年(1942年),被迫进入了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所劳动营。

在劳动营工作了半年之后,萨法尔又被招进了德国陆军,这对萨法尔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萨法尔在他的自传中说道:“我们那一代人被困在纳粹德国的手掌心下,反抗就等于自杀……但是,我不想去前线去杀人,也不想被人杀死。”[2]

似乎是命运之手推了萨法尔一把,正当他即将被招入前线时,居然长了湿疹。所以,因祸得福,萨法尔被送到了德军的战地医院做起了勤务兵。

这份差事刚好让萨法尔有机会学习医学。在战地医院的日子里,他抓住一切机会读书、学习医学知识。

可是好景不长,眼看着湿疹一点点褪去,马上就要好了,这就意味着萨法尔又要被送去前线了,而这个前线不是别的,正是斯大林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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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萨法尔得了湿疹进战地医院是老天在帮他吧,那么,没去斯大林格勒则是靠他自己的聪明才智了。

原来,萨法尔靠着自己在战地医院学到的医学知识让自己躲过了一劫

他往身上涂了结核菌素试验用的药膏,然后身上的湿疹就一夜爆发于是,在第二天的体检中,德军军医虽然对萨法尔的症状感到很困惑,但最终还是认为萨法尔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去前线[1]。所以,萨法尔就不用去前线送死了。

留下来的萨法尔继续在医院学习医学,在那几年里,萨法尔目睹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饥荒、传染病、创伤等等,这样的经历也让年轻的萨法尔萌生了和平主义信仰。

颠沛流离的麻醉医生
二战结束后,萨法尔在维也纳大学附属医院做起了实习医生。实习期间,萨法尔对麻醉和围术期护理产生了兴趣麻醉医生们把患者的头部往后倾斜打开气道的做法给萨法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给他后来提出心肺复苏埋下了伏笔[1]。

1949年,萨法尔到耶鲁大学学习了肿瘤学和外科学。学习期快结束时,萨法尔决定移居美国,所以他选择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住院医培训。

1950年夏天,萨法尔回到维也纳与他的未婚妻伊娃(Eva)完婚[3]。同年9月,萨法尔和妻子一起乘坐一架由轰炸机改造来的飞机,经过20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抵达美国费城[1]。此时,他们全身上下只剩下5美元、还有四个行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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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宾大的两年里,萨法尔接受了全面的麻醉学培训。培训结束后,由于美国签证限制,他只得选择去秘鲁的首都利马工作两年。在利马,萨法尔担任了秘鲁国家癌症研究所的麻醉科主任,负责给秘鲁的医生传授基本的麻醉学技能。

1954年,当萨法尔从秘鲁回到宾大时,却面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按照宾夕法尼亚州的规定,如果萨法尔要想在该州行医的话,就得重新回到医学院进行5年的学习才可以[1]。这对已经当了麻醉科主任的萨法尔医生来说,简直是一个笑话。

好在紧邻着宾夕法尼亚州的马里兰州没有这样的规定。无奈之下,萨法尔就去了位于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做起了麻醉学讲师。

但是,这家医院存在着很严重的“办公室政治”:外科医生和住院医们虽然技术过人,但却很自负,老是想操控其他科室的医生,尤其是麻醉医生。

这种工作氛围让萨法尔有些接受不了。所以,没过多久,他就申请去了一家小医院,巴尔的摩市医院,在这里做起了麻醉科主任

萨法尔后来回忆说,在巴尔的摩市医院的六年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为快乐的时光[2]。在巴尔的摩市医院期间,萨法尔开始了一些关于麻醉和肺顺应性的研究。

极其冒险的临床试验
1956年10月,在堪萨斯城召开的美国麻醉医师学会会议上,萨法尔遇到了一位名叫詹姆斯・伊拉姆(James Elam)的医生,两个人一见面就相谈甚欢。会议结束后,两人乘同一辆车返回美国东部,在这次漫长的车程中,伊拉姆告诉萨法尔,他曾经开展过临床试验,发现采用口对面罩或者口对气管导管呼气足以让呼吸暂停的患者维持正常的血氧浓度[4]。

伊拉姆还发现,在动物实验中,采用当时流行的背部按压和抬手辅助呼吸根本不管用[1]。所以,他建议萨法尔也可以开展试验,试一试口对面罩呼气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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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Elam

萨法尔被伊拉姆说动了,于是回到巴尔的摩市医院后,他就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极其冒险甚至有些疯狂的决定[3]:招募志愿者,给活人麻醉后做复苏试验!(当然,后来的试验中也有一些呼吸暂停的患者)

估计放在今天,没有人敢这么干,因为拿活人做复苏试验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且不说过不了伦理审查,就是通过了也不知道要承受多大压力呢。

在研究中,萨法尔发现把志愿者的头部往后仰、下巴抬起就可以解决气道被软组织阻塞的问题[5],这个方法与他在奥地利做实习医生时看到的麻醉医生的做法不谋而合

这也就是现代心肺复苏ABC中的A(Airway),即打开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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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ar给受试者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从1956年12月开始,萨法尔开始开展临床试验,比较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当时流行的背部按压和抬手辅助呼吸的效果。

实验的对象包括了他的医生和护士同事,还有一些医学生。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选择在很少有手术的周六开展试验,而试验地点就是手术室的地板上。这些志愿者们经过麻醉之后,平躺在地上,接受心肺复苏[1]。

萨法尔招募了167名普通人经过训练后,采用口对口人工呼吸法来“拯救”被麻醉的受试者。

此外,萨法尔还邀请巴尔的摩消防部门的专业救援人员来,采取当时流行的背部按压和抬手辅助呼吸的方法“拯救”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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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救援人员给受试者进行背部按压和抬手辅助呼吸

1958年4月,萨法尔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刊登在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5]上,向世人宣布:直接采用口对口人工呼吸的效果要比背部按压和抬手辅助呼吸的效果好,传统的按压和抬手辅助呼吸的急救方法可以停用啦!

至此,心肺复苏ABC中的B(Breathing),即人工呼吸,也确定下来了。

双剑合璧开启CPR的大门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程院院长,威廉•考恩霍文(William Kouwenhoven)开展了心脏除颤的动物试验。考恩霍文发现,如果在心室纤颤的几分钟内实施电击除颤,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但是,当心肌缺氧缺血之后,除颤就不管用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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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Kouwenhoven

这个问题困扰了考恩霍文好久,直到有一天,考恩霍文和他的同事无意间给“实验狗”(是真的“实验狗”哦)施加了胸外除颤按压时狗的动脉居然产生了脉搏

这个无意的操作让考恩霍文立即意识到:胸外心脏按压可以用于抢救生命。

后来,考恩霍文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外科医生詹姆斯•裘德(James Jude)合作,开展了胸外按压的临床试验,证实了胸外心脏按压确实可以维持心脏骤停患者的血液流动,即可以提供人工循环[6,7]。

这也就是心肺复苏ABC中的C(Circulation),即人工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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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Jude

紧接着,萨法尔发现失去意识的人,舌头会堵住气道,所以仅靠胸外心脏按压不能提供足够的潮气量(即平静呼吸时每次吸入或呼出的气量)[8]。

所以,萨法尔就把口对口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整合起来[8],提出了心肺复苏ABC法,这标志着现代心肺复苏诞生了!

这项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急救技术,很快就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一个人道主义者
除了开创心肺复苏术之外,萨法尔还在巴尔的摩市医院建立了美国第一家重症监护病房(ICU)[9]。后来,萨法尔到匹兹堡大学任职,在这里建立了全美国最大的学术性麻醉科,给数百名医生进行了重症监护培训。

萨法尔还在匹兹堡大学建立了国际复苏研究中心(IRRC),这个中心后来被改称为萨法尔复苏研究中心(SRRC)[3]。

此外,萨法尔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热衷于人道主义活动,他是国际医生防止核战争联盟的成员,也是世界联邦主义者协会的成员。

1970年,秘鲁发生了大地震,造成8万人死亡。萨法尔冒着余震危险赶到秘鲁参与救灾[1]。在地震救援中,萨法尔也成为了有名的“灾难医学”专家,他提出:在灾难发生时,即使是非专业人士,通过急救提供生命支持也可以拯救生命[10]。

2003年8月3日,萨法尔因癌症去世了,享年79岁。

萨法尔一生发表了384篇同行评议文章,出版了30多本书籍和手册。他被3次提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都无缘获奖[3],也是一大遗憾……

 

参考资料:

[1]Baskett P J. Peter J. Safar, the early years 1924–1961, the birth of CPR[J]. Resuscitation, 2001, 50(1): 17-22.

[2] Safar PJ. Careers in Anesthesiology, vol. 5. Illinois: The Wood Library Museum of Anesthesiology, 2000.

[3] Acierno L J, Worrell L T. Peter Safar: Father of moder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J]. Clinical Cardiology, 2007, 30(1): 52-54.

[4] Elam J O, Brown E S, Jr E J. Artificial respiration by mouth-to-mask method; a study of the respiratory gas exchange of paralyzed patients ventilated by operator’s expired air[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54, 250(18):749.

[5] Safar P, Escarraga L A, Elam J O. A comparison of the mouth-to-mouth and mouth-to-airway methods of artificial respiration with the chest-pressure arm-lift methods[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58, 258(14):671.

[6] Kouwenhoven W B, Jude J R, Knickerbocker G G, et al. Closed chest cardiac massage. [J]. JAMA, 1960, 173(10): 1064-1067.

[7] Jude J R, Kouwenhoven W B, Knickerbocker G G, et al. Cardiac Arrest: Report of Application of External Cardiac Massage on 118 Patients[J]. JAMA, 1961, 178(11): 1063-1070.

[8] Safar P, Brown T C, Holtey W J, et al. Ventilation and Circulation with Closed-Chest Cardiac Massage in Man[J]. JAMA, 1961, 176(7): 574-576.

[9] Kochanek P M, Grenvik A. A tribute to Peter J. Safar, MD.[J].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03, 31(11): 2571-2573.

[10] Safar P, Ramos V, Mosquera J, et al. Anecdotes on Resuscitation Potentials Following the Earthquake of 1970 in Peru[J]. Prehospital and Disaster Medicine, 1987, 3(01): 12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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